诺斯留给中国的警告重蹈俄路径依赖覆辙营口

诺斯留给中国的警告：重蹈俄路径依赖覆辙

诺斯留给中国的警告：重蹈俄路径依赖覆辙2015-12-05 14:23:29 来源：上海证券报分享到：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 鑫

新经济史先驱者、开拓者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路径依赖”理论，因能阐释经济制度改革与演进的艰巨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对正在进行中的制度变革将要呈现的演进趋势的合理解释和预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周一去世的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他曾多次来华访问讲学，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转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他创立的“路径依赖”理论，因能阐释经济制度改革与演进的艰巨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对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路径依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最常见的是，许多人明知某个习惯不好，但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正。就像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样，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任何习惯的形成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并存在自我强化效应，所谓积重难返。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过去形成的习惯、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习惯和可能的选择。

美国复杂性科学奠基人、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将路径依赖引入技术进化分析，并把其形成机理归结为报酬递增机制下的自强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先发技术由于具有规模经济、低成本、学习模仿、协调使用等“先发优势”，会加剧技术追赶者的“后发劣势”，阻碍技术突破和经济转型。最典型的例子是，从打字机演化而来的电脑QWERTY型键盘尽管在技术上不是最好的，但考虑到硬件、软件的兼容性及使用者的习惯，这种键盘仍占据了整个市场。

诺斯第一次成功地运用“路径依赖”阐释了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从新制度经济学看，“路径依赖”的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创新受以往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一个国家一旦形成某种特殊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形成沿着这种路径走下去的“惯性”。形成路径依赖的力量具体有三种：一是适应性的自我强化造成制度或路径依赖，形成制度惯性；二是既得权力和利益集团强化既定制度的作用，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直接干预或间接游说制度变迁；三是在既定制度之下发育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也会强化原有制度惯性。而制度变迁又被称为制度变革、制度变化、制度更新，指现存制度安排经过修正、完善、更改、替代、转换、废除、创立、创新等各种方法演变为另一种更公平合理、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诺斯发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行为主体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去推动。他因此反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把制度视为已知、既定的外生变量的观点，而将制度看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得出制度在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进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原因的结论。

诺斯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形成以后一般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甚至产生锁定效应。当然，从长远看，制度变迁难以避免，只是人们不知道哪种制度容易变迁以及在什么时候难以变迁。

路径依赖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影响非常大。诺斯认为，日本经济衰退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文化，而是体制问题，是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形成的路径依赖。日本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它的政治结构内，已形成了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打破这种锁定状态非常困难。美国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经济富有朝气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的牢固结构，不容忍垄断的企图。

我国正处在全面的制度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借鉴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结合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革将要呈现的演进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预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可解释我国的改革为什么经历了如此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自1978年至今已花费了37年，离争取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需5年。如今，虽然几乎没人反对改革了，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利益结构、思维惯性和管理方式，仍使全面深化改革举步维艰，尤其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没能取得重大突破。

路径依赖理论还提醒我们，如果初始的制度安排选择有差错，在以后的发展中将可能会使整个制度创新远远偏离目标，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为此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调整的路径，着力提高制度变迁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路径依赖理论还能帮助我们加深理解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诺斯曾警告，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因为制度变迁必会引起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必使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大增。要彻底打破处于锁定状态的旧制度，有时需依靠强有力的外部因素来推动，可弄不好会被外部敌对势力所利用，付出极高代价。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最突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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